加拿大国家实验室的转变:从r&d到战略知识管理-凯时体育

本文考察了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nrc)从1980年到2000年开始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进行新一轮调整的20年间的战略转变过程。当然,它并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国家实验室,但就其规模、管理形式和研究领域而言还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最戏剧性的变化莫过于国家实验室正在建设一种新的机构文化――在从事一流的研究与技术的实用性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这意味着国家实验室一方面要采纳商业上的一些成功做法,像私人企业一样灵活和富有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又要继续从事最高水平的研究活动。为实现这两个目标,国家实验室在建设公共服务机构文化以及在与商业客户和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在私人和公共文化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均追求最优,不可能不造成混乱。国家实验室在过去扮演着旁观的专家、技术权威或最后裁决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它们一般在技术上十分谨慎,并认为自己不能够冒技术失败的风险。这种公共权威机构的传统角色以及维持其存在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与创新和创业所要求的强调响应和尊重顾客的价值取向相冲突。

r&d文化模式

战后,从1945年到1980年,随着科学的价值日益显现,一些大的国家项目,例如原子能、空间和国防技术增强了人们对科学的信心,并将其广泛地应用于新的领域,国家实验室得到极大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大学、国家实验室以及企业的分工也十分明确:大学培养人才;国家实验室主要进行有关公共利益和长远需要的技术的研究;私人企业主要进行短期的技术项目研究。

这种分工格局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创新的线性模型,作为专门技术的堡垒,国家实验室被视为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并认为在合适条件下最终会受产业界青睐。它们追求一流的研究和发明创造,其特征是:资金充足、由精英组成的研究小组自我管理,几乎没什么必要与企业发生联系。国家实验室不用考虑r&d成果会不会有接收者,因为这一过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企业需要新技术时,它们自然会找上nrc或其它国家实验室寻找帮助。一些创新经济学者指出,在这种文化观念下,国家实验室十分类似于那种培养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的进修学校,不同之处就是没有繁重的教学负担,最终,国家实验室变成了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但没有学生,然而,这种田园诗般的平静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打破了。

适当产业化模式

最明显的压力在于,那些新的、而且往往持保守立场的利益相关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必须使r&d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同时必须削减政府开支,包括科研方面的投资。产业界呼吁改变公共r&d投资的方向,开发出更多实用型的、直接可利用的成果。国家实验室当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很多西方国家此时都面临财政收支恶化的情况,这源于生产率增长缓慢、基础设施缺乏变革导致的低效率以及紧接而来的1974?1980年的石油危机。

国家实验室的新领导必须让利益相关者满意,而后者却将r&d视为奢侈的浪费,倾向于削减r&d投资,而不是持续而稳定地增加投资。

削减预算对于很多实验室来说如同晴天霹雳,科研人员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很快,聪明的实验室开始从外部赚钱作为政府预算的补充,在那段时期,例如1985年,nrc来自外部的收入不到500万美元/年,但15年后,这一数目上升到8000万美元/年,而专业技术人员并没有成比例增加。

在线性模型下,降低成本,让研究项目更面向用户,增加设备收费,提高服务质量等,是国家实验室与产业界建立更好联系的主要方式。新的模型,它主要盛行于转变过程中的第一个10年(1980?1990年),帮助实验室在实用性方面做得更好,通过与外部用户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国家实验室寻找到了额外收入来弥补预算经费的不足。

产业杠杆模式

国家实验室向更富创新活力方向转变的第三个关键步骤以它们形成一种共识为标志,随着产业界变得日益活跃和乐于合作,国家实验室认识到,企业肯定会积极寻找新的机会,这意味着它们不仅可以从企业收取技术使用或服务费,而且可以用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与投资,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国家实验室还有十分巨大的技术资源等待开发,这些资源管理得好,就能够开发出全新的技术,培养出的人才还可以转而再补充到产业界。认识到还有这等潜力,国家实验室可以从杠杆效应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凯时体育平台的技术支持与合作安排转而以契约、而不是以过去那种非正式的形式达成。典型的由实验室分担的研究项目经费份额也从过去的平均50%?100%下降到30%?50%。这就为国家实验室与产业界组建战略联盟打下了基础。

产业联盟模式

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经济战略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开发国家潜力、寻找战略定位等问题受到极大的关注。

《世界竞争力报告》和它的年度排行榜已经开始使用新的指标测算国家竞争力,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些报告由一些学者完成,他们构建了一套创新指标,评估了一些对技术进步起主要作用的国家的竞争潜力。所有(至少是早些年)的意见显示,亚洲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虎”)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地区)非常重视发展战略联盟层次的联系,使其经济更加富有效率,它们成功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工业化国家的失败之处。《世界竞争力报告》提醒各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有比较地检查其内部r&d和创新能力。在加拿大,则形成共识,一定要有一个能够促进创新的s&t发展战略,一定要把建设国家创新系统作为一个关键议题来抓,简而言之,一切为了创新。

像其它许多国家实验室一样,nrc在国家、地区及国际范围内承担着多种与创新有关的职责,包括:充当国家s&t基础设施和科研计划的提供者;提供/(再)培训高素质人才资源;与产业界合作,实施知识管理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战略;为小公司提供技术、资金支持,为大中企业提供中介服务;从事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促进技术扩散及其商业化;成为区域创新的组织者和促进者;领导国家技术代码、标准的制定工作;为创业公司提供孵化服务和技术溢出。

以创新为中心需要开阔视野,拓宽与外界的联系,这意味着国家实验室必须提高效率,同时保持一流研究水平和适当产业化。

知识管理模式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很多国家实验室已不再仅仅是创新的组织者,而且是有效率的知识的发明者和管理者,虽然创新总是被认为是由新知识驱动的,但实际上很多创新仍然表现为对产品性能的改进。

随着知识经济日益临近,十分明显,未来趋势将是服务能力的扩展和智能化,随着软件平台被广泛使用,创新者的知识资产能够被无数的使用者获得。价值主要体现在不断扩展对客户的服务能力中,是无形的,而不像过去那样体现在可见的产品的质材、耐用性等等之中。

知识管理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将知识转变成可共享、可修改、可利用的形式,从而提高知识的回报率,同时衍生出无穷的知识产品和服务。对国家实验室来说,这种对知识的重新评估、更精确的测算以及快速应用的能力增加了与客户联系的价值,后者也日益愿意把创意放到生产/创新的循环中去。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法国国家实验室一直处于持续的变动和演进之中,总的说来,它们已经认识到,处于混乱的边缘才发现并且主动追求的秩序,复杂性不可避免。而现在,它们正重组它们的信息和知识系统,更新它们的基础研究体系,快速并持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变革的步伐将会随着网络和通信的发展而加快,它们现在正在朝着一个更富建设性的具有网络时代进取精神的方向前进!